西安公园放生动物，西安大慈恩寺佛诞日隆重举行浴佛大法会

一、9月初九放生

1、两序大众依次为佛太子沐浴

2、2012年4月28日（农历四月初八）为浴佛节，为纪念释迦牟尼佛诞辰吉日，西安大慈恩寺隆重举办了浴佛大法会。法会于30开始，大慈恩寺全体僧众、信众居士数百人列队于法会现场两侧，大慈恩寺监院传相法师携两序大众虔诚礼佛，并带领大家吟诵《心经》等，随后众法师与众居士以香汤花瓣之功德水为释迦牟尼太子沐浴，从顶灌之，现场百余信众共浴佛光！法会历时一小时，庄严有序，功德圆满！

3、近代西安佛教沿革之整理复兴时期

4、应追溯到清末杨仁山居土的刻经事业。1866年，杨仁山居士在南京创设金陵刻经处，陆续雕印佛典4000多种，3000多卷。1907年秋，他又在刻经处开办佛学学堂祗洹精舍，培养了太虚大师，欧阳竟无、谢无量居士等第一批弘法人才。1910年，他复在刻经处创立佛学研究会，积极开展研经讲经活动。他的这一努力，成为近代中国佛教复兴的滥觞。

5、在此基础上，民国初年，太虚大师倡导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佛教革新。1913年2月，在中华佛教总会会长寄禅和尚追悼会上，太虚大师发表了佛教必须进行教理、救制、教声三大革命的演说，从此举起了佛教革新的旗帜，虽然由于佛界一些人的反对抵制，太虚大师的这一主张并未社会地位天安门广场行，但是，他的这种改革思想，却在西安佛界一些激进的居士和青年僧伽中产生了浣的影响。

6、陕西旅沪居士康寄遥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。1923年1月，康护送其母灵榇由沪返陕，葬于西安东关寂园。从此，他即以寂园为阵地，逐渐结识团结了一批志在改革的僧伽居士，在西安掀起了一场佛教革新运动。

7、西安的这场佛教革新运动兴起于1926年12月。1926年11月底，冯玉祥占领陕甘后，为了巩固后方，对各教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政策。12月25日，他致电陕甘军政长官，公开主张信教自由，保护庙产。于是，康寄遥等人便利用这一有利时机，开展了一场强大的宣传攻势，很快使佛教革新运动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和各界的谅解，从而拉开了西安佛界整理复兴时期的序幕。

8、1927年以后，西安佛界革新派乘胜追击，逐步巩固和扩大了这一革新成果。1927年3月20日，西安释道代表康寄遥等人联合发表《敬告各界文》，一面揭出“僧界腐败，不守清规”的弊端，公开主张“整顿僧伽制度，严整寺规，力倡教育”以自救；一面呼吁“各方谅解”佛界苦衷，万勿“横加摧残”。5月5日，康寄遥又联合儒道代表多人，发表《西安三教代表请愿书》，强烈要求省党部省农协会省工会和省商协会等机关，立即停止估量庙产、查计寺田的行动。请愿书严正指出：“三教者，乃革命之友，革命之助，革命之先觉。努力革命工作者，若摈斥三教，是犹航海者自戕其舟师，雄辩者自割其舌，健行者自断其足也。宁非自杀政策耶!”《敬告各界文》和《西安三教代表请愿书》的发表，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，获得了显著成效。四日以后，陕西省政府多次发出训令布告，严令各地保护各教，并采取了一些强硬措施，及时解决了一些佛教案件。长安县县长呈请拆毁境内万花山天池寺等寺庙，竟被省政府严词驳回。户县侵寺杀僧、西安南关侵占庙产等案，也一一依法得到处理。

9、初战告捷后，西安佛界遂跨入了整理复兴的新时期。在这一时期，西安佛界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：

10、整顿僧伽制度，严肃寺规僧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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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太虚大师认为佛教三大革命的重点是整理僧伽制度，严肃寺规僧纪，其主要做法是改革闭门参禅制度，实行农禅并重制度，重申寺规僧纪，厉行奖优汰劣，借以实现佛界组织革命。太虚大师的这一佛教革新理论，无疑是西安佛界革新派在组织整顿时的指导思想。

2、1927年3月27日，康寄遥当选为陕西省佛教会会长后，决心遵照太虚大师教制革新理论，对西安佛界从组织上进行一番整顿。当时，西安佛界各宗门户之见颇深，新旧之分颇明，意见分歧，组织涣散。特别是自1926年3月刘镇华率镇嵩军围城后，省市各级各种佛教组织基本处于瘫痪状态，同时，在僧伽之中，有人专应敷经忏以混生活；有人把持寺产企图世袭；更有甚者，个别人甚至嗜好甚深，勾结败类。凡此种种腐败行为，均引起各界普遍不满，并成军阀政府和土豪劣绅摈斥佛教的借口。西安佛界的组织顿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逐步展开的。

3、早在1927年3月20日，康寄遥等人就在《敬告各界文》中向西安佛界发出了“速理内部，免贻人以口实”的忠告，并明确指出：“各寺急宜属遵百丈农禅遗规，一方力农，一方参究，庶可免坐食寄生之诮。”《敬告各界文》的发表，说明西安佛界革新派已将组织整顿提上了议事日程，1927年底，大悲在《佛化随刊》上发表了题为《佛教革命的趋势》的评论文章。该文认为：为了护宣正法，必须整顿佛界组织，严肃寺规僧纪。”利济人群的菩萨僧应受到宗仰和拥护，禁止开坛传戒，恢复考僧制度；有嗜好有劣迹的顽腐僧，如能翻然改悟，少者可精进修持，老者可常受供养，否则，应令其自动还俗或勒令还俗。”这篇评论义正辞严，振聋发聩，吹响了西安佛界组织整顿的号角，1928年初，康寄遥等人主持制定的《陕西佛教会整理僧伽草案》，几经曲折终于在《佛化随刊》上全文刊出。该草案明确指出：“僧界不振，多犯戒规，贻人口实，遂招侮辱，故欲弘佛法，应先整僧伽”。草案认为，整理僧伽的办法有一为治本，措施主要是组设度憎委员会及僧产委员会；一为治标，措施主要为组设监察委员会和考试委员会。

4、根据上述草案有关规定，从1927年11月开始，康寄遥等对西安佛界组织进行了初步整顿，收到了一定效果。这些效果，主要表现在方丈的选贤任能、僧众的奖优罚劣和组织的健全纯洁等方面。但是，由于操之过急又不注意策略，故伤害了一些僧伽的感情，遂引起西安佛界长达十多年的内讧。

5、从1928年春至1945年8月，在长达16年的漫长岁月中，西安佛界内讧几乎从未间断，其中较大的冲突有二次：一次在1928年春。僧人应禅、空慧上书陕西省政府民政厅，以会长把持会务、会中和尚少居士多为借口，控告陕西省佛教会并要求改组。省民政厅偏听一面之词，竟下令陕西佛教会解散，该会不服，据理力争。而应禅等人则另组陕西省佛教总会，公然另立山头。从此，两会各自为政，不相为谋，直至1930年春才合而为一。另一次在1943年秋。康寄遥等人企图让太虚大

6、师的高足心道法师出任卧龙寺方丈，竟串通警察闯入该寺，强行驱逐陕西省佛教会副理事长、该寺方丈朗照法师。谁知应禅等并不示弱，反招来宪兵包围该寺并赶走了警察。后双方又打了数年官司，积怨益深。

7、延请高僧赴陕弘法，扩大佛教影响

8、西安佛界延请高僧赴陕弘法虽始于1922年4月的妙阔法师西安之行，但人数之多，影响之大，则以这一时期最为突出。从1928年6月开始，应西安佛界邀请，心宽、怀朴、华清、宝生、太虚、月溪、侦虚、祥瑞、心道和超一法师及韩清净居土、何坦拔喇嘛等高僧，均先后赴西安弘法，其中尤以太虚大师的西安之行影响较大。大师系中国佛教革新派领袖，且擅长宣传鼓动，因此，他在西安的弘法活动虽仅仅两个月，但却迅速扩大了佛教的影响。

9、太虚大师是1931年10月8日由北平应邀赴西安的。大师到西安的第二天，西安佛界知名人士即纷纷赴寂园拜谒求教。嗣后，西安各界代表1000多人在民乐园开会欢迎，极尽一时之盛。从10月18日开始，大师相继在新城大楼、大慈恩寺、卧龙寺、高级中学和第一中学等处，向西安党政军民及佛界宣讲佛典，听讲者人山人海，莫不叹为稀有。其热烈情况，为近代陕西从所未有，许多僧伽五体投地，纷纷皈依座下。例如，把持会务、会中和尚少居士多为借口，控告陕西省佛教会并要求改组。省民政厅偏听一面之词，竟下令陕西佛教会解散，该会不服，据理力争。而应禅等人则另组陕西省佛教总会，公然另立山头。从此，两会各自为政，不相为谋，直至1930年春才合而为一。另一次在1943年秋。康寄遥等人企图让太虚大师的高足心道法师出任卧龙寺方丈，竟串通警察闯入该寺，强行驱逐陕西省佛教会副理事长、该寺方丈朗照法师。谁知应禅等并不示弱，反招来宪兵包围该寺并赶走了警察。后双方又打了数年官司，积怨益深。

10、延请高僧赴陕弘法，扩大佛教影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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